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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怙 肯塔基的夕阳映红了我们父子。父亲坐在小旅馆阳台的藤椅里思索着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料到过会 有这么一天，有勇气问父亲他内心的感受。父亲更是没有准备过回答我这么尖锐的问题。过了一会儿，父亲沉重地开 口：“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是为了需要，不得不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兴趣，科学研究的路越走越广，该 做的事越来越多。”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父亲来美国演讲，顺道跟我相聚。在我栖身的小阁楼里挨过了一夜之后，父亲受不了老床下 陷，而床里的弹簧又扎得他难受，于是搬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跟我又聚了两天。在这时候，我已经当了两年的研究 生，在太阳底下没有我不敢问的问题了。父亲大半辈子在实验室里作研究，每天回家之后接着整理资料，写论文，看 书，学新的知识。他没有跟我打过球，没有跟我下过棋，没有跟我亲热过。我正准备走父亲的学术道路，我想知道如 今他后悔不后悔让这一辈子几乎全在实验室里度过。 “你们小的时候，他们要害我的性命，给我戴了一顶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几次逮我入台北的警备总部的牢房。 每次我被放出来之后，还要跟那些诬陷我的同事一起上班，我的一些亲戚和学生避我唯恐不及，真是受屈辱啊！我没 有一点势力，没有一点钱财，要是他们弄死了我，妈妈怎么带你们三个兄弟过活？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在实验 室里做研究，多在国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些害我的人，懒得工作，写不出论文。我要面对着他们，望着他们 的眼睛，跟他们讨论工作，我要活得有尊严。必须在国际学术界上有最高的地位，这样，他们在要我的性命之前，得 要多一层的顾忌。”父亲落寞地说着。 当年，我才小学四年级，弟弟是二年级，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一天放学回家，老奶奶站在台南糖业试验所宿舍 区大院的路上等着我们。“宪兵的吉普车又把爸爸妈妈都带走了！”她老人家惶恐无助地告诉我们。这么几十年来， 我只记得瘦小的奶奶和她细长的影子在大院的门口等着弟弟和我放学。至于我们怎么跟着她缠裹的小脚蹭回家的，当 夜是怎么过的，就全不记得了。这位奶奶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然而她是把弟弟和我带大的一位至亲家人。 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卸下了潜意识的盔甲武装，可能想得起当时的情况。可是，我绝对不能解除盔甲。记不得 的，还是任由它去好些。这种事，不堪回首。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的嗜血性，不亚于任何其他野兽。在台湾肃清共谍的时代，有些人的良心和人性沉沦到不知 胡地。父亲被诬陷的事，是家里的禁忌。大人不提，孩子们也不敢问，只是吓得使劲地默默祈祷，希望国民党的特务 们别再来逮父亲。 我一直都以为父亲把全副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只是为了追求真理，从来没有想过他还要奋斗求生，尊严地活着， 呵护我们三个稚子和母亲。父亲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除了在实验室里研究科学，别的事就都不会了，也做不了。他 只好拼命在研究室里做实验，写论文。 不让同僚害了性命，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愿望啊！而父亲穷其一生！ 从前国民党的政府要知道公教人员灵魂深处想些什么。我当教师的时候，还填写过思想连保的表格。表格上有一 栏要交代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我填的是“在高中时，老要补考。”父亲也要填这些表格。他填的是“五岁失怙，至 痛。” 父亲失怙之后，寄养在一位善心的姑姑家里。念书则全由仁慈的叔爷爷接济。别人家里的父母手足待他再好，毕 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手足。他还是老想到自己是个孤儿。父亲从燕京大学放假返乡那年，才知道平时在家里老是望 着他，朝着他傻笑的那位妇人就是生母。祖父过世，随后四岁的叔叔夭折了。祖母受不了这般打击，神经错乱了。族 人没让父亲知道。而这次返乡，要为他的生母送葬。 “父亲，你怎么受得了这么些惨事呢？” “失怙的人，再受不了，也得忍着！” 父亲生怕没有尽力护着我们。我们却嫌他管得太多、太严了。 “时间到了，自修念书去。” “功课都做完了？拿过来让我看看。” “加件衣服，别着凉了。” “该理发了。” “早一点睡觉去。” “该吃维他命了。” “站要站得直直的，坐要坐得正正的，字要写得端端楷楷的。” 这些当年我们最不喜欢听的话，在父亲过世之后，又回到我的耳边了。只是，现在这些话是由我跟孩子们说了。 “爹爹，我也想念爷爷。”女儿莲莲跟我说。 “乖，别难过，爷爷还活在爹爹的身上。” “你长大了，当个好人，有了孩子，好好地爱护你的孩子，爷爷就活在你的身上。” 莲莲泪眼盈盈。 “你懂么？你真的懂了么？我心爱的小莲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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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土佬兒于 1998 年寫于紐約阿帕拉契山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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